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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蓄存款合同糾紛案例——孫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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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律師訴訟案例模板

一、案例基本信息采集

案例類型:律師訴訟案例                        

業務類型:儲蓄存款合同糾紛                            

法院判決時間:2015年6月10日                  

法院名稱:廊坊市中級人民法院                    

代理律師姓名:孫艷利                    

律師事務所名稱:河北乾翔律師事務所            

供稿(實名,單位+姓名):廊坊市律師協會 孫艷利

審稿(實名,逐級):                            

檢索主題詞:提前支取  代為簽字   銀行支付          

二、案例正文采集

李某與某銀行儲蓄存款合同糾紛案

【案情簡介】

2011年3月10日,李某在某銀行處存入20萬元,存款形式為定期一年(可自動轉存),某銀行向李某出具了定期一本通的存折一份,賬號為10×××09,支付方式為無要求支付。李某本人在某銀行處憑身份證、存折,分別于2012年10月13日、2012年11月15日、2013年5月27日和2014年6月10日辦理了定期部分提前支取業務,共支取16萬元。李某李某對上述存、取款交易行為的真實性無異議。從李某提交的存折登記顯示,2012年11月15日交易系李某首先對存款余額186000元辦理銷戶,再分別存入100000元和46452.08元兩筆存款。其中的46452.08元(本息合計46530.21元)于2013年5月7日在某銀行處被支取,業務交易單顯示交易類型為“有折現金結清關戶”。交易單上有李某的簽名并加蓋有手印。雙方均認可該簽名非李某本人所簽;李某對手印亦予以否認。某銀行則主張該手印系李某本人所捺。應李某申請一審法院向縣公安局調取了(X)公(X)鑒(痕)字(2014)1274號手印鑒定書,鑒定意見為:某銀行2013年5月7日交易代碼03260個人業務交易單李某簽名處手印與李某十指指紋樣本相比,不具備鑒定條件。此筆交易在當日的某銀行行內信息比對統計表、某銀行聯網核查日志統計表及歷史比對日志查詢中身份比對方式均顯示為“自動比對”(通過身份證原件的識別終端與公安機關預留的信息以及銀行預留的信息進行電子比對),與其他幾筆交易的比對方式一致;并且在此筆交易中留存的身份信息備案表中留存有李某的影像ID和身份證芯片ID。

中國人民銀行2012年2月以銀復(2012)10號批復,允許某銀行以電子形式保存居民身份核查記錄。某銀行于2012年底以電子形式保存儲戶居民身份證信息,在該電子影像系統中留存個人客戶的身份證信息與身份證芯片信息。

李某的身份證和存折未曾發生遺失。

李某認為2013年5月7日在某銀行處被支取的46452.08元(本息合計46530.21元)并非本人支取,要求某銀行償還李某的存款本金46530.21元及自2013年5月7日至實際給付賠償款之日的利息。

本律師接某銀行的委托,代理李某與某銀行糾紛的一、二審階段。

【代理意見】

一、根據李某以往的取款習慣,以及某銀行系統顯示的存折與身份信息雙重驗證的信息,以及李某主張身份證與存折從未丟失的事實,應當認定涉案款項系李某本人所取。

涉案的取款發生于2013年5月27日,在本案涉案取款發生之前李某曾于2012年10月13日、2012年11月15日到某銀行進行過兩次取款,另外,在涉案取款之后的2014年6月10日李某也進行過一次取款,且除涉案的取款之外的三次取款,李某均認可在某銀行留存的“個人業務留存單”中的簽字并非本人簽字,其主張每次取款時均是他人代其簽字,自己僅在“個人業務留存單”中按捺手印。根據以上事實,可以證實,本案涉案的“個人業務留存單”中的簽字并非李某簽字,符合雙方的交易習慣,不能作為認定本案款項并非李某取走的依據。另外,在涉案的取款發生后的2014年6月10日李某再次到某銀行進行了取款交易,在交易時其也未就涉案的取款提出過任何異議。

另外,根據《儲蓄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之規定,“未到期的定期儲蓄存款,儲戶提前支取的,必須持存單和存款人的身份證明辦理”且根據某銀行也已經提交了銀行系統中顯示的驗證身份信息的反饋表,通過該表可以看出,在涉案款項交易時,某銀行系統核實了李某的身份證信息與存單信息一致。另外,根據李某所持的存折顯示的涉案取款交易時打印的交易記錄,也可以證實涉案交易時存折也得到了銀行系統的驗證,符合存折與存款人身份證雙重驗證的程序。因此應當認定涉案款項系李某本人所取。

二、本案涉案的手印的真實性,應當由李某承擔舉證非本人所按的舉證義務。

關于該問題,李某在起訴之前,已經到縣公安局進行報案處理,縣公安局受理后對涉案的“個人業務留存單”中留存的李某手印進行了司法鑒定,因留存單中留存的手印并非全指手印,經鑒定檢材與樣本之間無法形成對應關系,因此無法得出一致與否的結論。

另外某銀行對于真實簽字的人員是否保存有視頻資料予以證實,關于該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發布的《銀行營業場所風險等級和防護級別的規定》“安防系統記錄資料的保存期不應少于30天”,另外結合與某銀行溝通的情況,在實際操作中某銀行也是依據上述規定執行,對于超過30日的視頻資料無法提供。

那么此時,在訴訟中將會涉及重新鑒定的問題,根據訴訟舉證規則,李某對其主張具有提供證據予以證實的義務。因此其應當作為提起司法鑒定的申請方,提出鑒定申請。如果其未提出鑒定,證實手印并非其所按捺的,其應當承擔本案不利的后果。

三、本案交易過程中存在李某簽字非本人所簽的事實,他人代簽的行為并不構成委托他人代取存款。

根據本案證據顯示,李某在某銀行交易時在某銀行所留存的“個人業務留存單”中的簽字均不是本人所簽,那么此時他人代簽的行為并不構成委托他人代為取款的事實。根據《中國人民銀行關于進一步加強人民幣銀行結算賬戶開立、轉賬、現金支取業務管理的通知》第三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為個人存款人辦理人民幣單筆5萬元以上現金支取業務的,銀行應核對存款人的有效身份證件。對于他人代理辦理的,銀行應嚴格審核存款人及代理人的身份證件,并留存存款人及代理人的身份證件復印件或者影印件。”在本案中他人代李某簽字的行為并不構成代理取款,因此某銀行無需提供證據證明涉案簽字系由誰所簽,且某銀行不提供真實簽字人身份信息,對本案不構成任何影響。

通知中所成的代理他人辦理取款義務的情形,不適用于本案。本案中盡管客觀上存在他人代李某簽字的行為,但是,該代為簽字的行為,并不構成法律意義上的代理行為。所謂的代理取款,該代理行為并非僅指代為簽字,其應當保含代為簽字、代為收款、代為確認數額等的一系列行為。而在本案中代為簽字僅僅是確認的一種方式,且“個人業務留存單”中均有李某的手印,實際上此時他人代李某簽字實際上是某銀行在形式上的要求,該形式要求并未否定李某通過按捺手印確認取款事實的實質要件。因此嚴格意義上將,涉案的款項還是李某本人支取,并不存在委托或者代理的情形。

【判決結果】

二審法院判決,駁回李某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文書】

一審法院以某銀行在辦理李某存折內的46530.21元取款業務以及另外四筆取款業務過程中,遵循同樣的操作規程,采用相同的審核方式,審核結果一致,且李某對其他四筆取款事實無異議,并對其身份證件、存折均未發生遺失的事實予以自認,故可以認定2013年5月7日李某本人持身份證件及存折在被告處辦理了有折現金結清關戶46530.21元業務的法律事實。據此,一審法院駁回了李某的訴訟請求。

李某不服一審判決,提出上訴,二審法院認為李某與某銀行之間形成儲蓄合同法律關系。本案李某一直持有存折,存折上存、取款打印信息非常清晰顯示2013年5月7日提取46452.08元,依據《儲蓄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未到期的定期存款,儲戶提前支取的,必須持存單和存款人的身份證明辦理,李某一審提交的證據能夠充分證明2013年5月7日提取的款項,當時已向某銀行提供了李某的身份證及存折原件,現雙方對2013年5月7日發生的業務是否是李某本人提款發生爭議,根據定期存款的特點,當時發生的業務即刻打印在存折上,不可能存在事后補打印的情形,李某稱2014年6月10日提款時2013年5月7日的信息才打印在存折的理由與銀行的操作規程不符;因李某持有的存折已顯示1013年5月7日取款,至2013年5月27日李某到某銀行處辦理業務時相隔二十天,若李某發現后及時找某銀行核對,某銀行完全可以根據提款交易的監控視頻錄像進行核對當時取款情形,因李某未盡到基本的謹慎注意義務和及時通知義務,且李某認可其它四次個人提款業務均是其本人提取,該四次個人業務交易單上“李德旺”的簽名并不完全是李某本人簽字,李某以2013年5月7日的個人業務交易單上“李德旺”的簽字不是李某本人簽字為由,主張2013年5月7日的取款業務并非李某本人提取而是他人代取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的。

綜上,二審法院判決駁回李某的上訴請求,維持一審判決。

【案例評析】

一、銀行辦理辦理定期存款提前支取業務時,應當同時核實存單和身份的一致性。

《儲蓄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之規定,“未到期的定期儲蓄存款,儲戶提前支取的,必須持存單和存款人的身份證明辦理”;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執行《儲蓄管理條例》的若干規定第三十四條規定,“儲戶支取未到期的定期儲蓄存款,必須持存單和本人居民身份證明辦理。”第三十五條規定,儲蓄機構對于儲戶要求提前支取定期存款,在具備上述第三十四條條件下,驗證存單開戶人姓名與證件姓名一致后,即可支付該筆未到期定期存款。

二、銀行在辦理存取款義務時,涉及當事人按捺手印的,應當要求全指手印。

在本案的審判過程中,雙方爭議的核心有兩點,一個是李某的簽字是否為本人所簽,該問題因為李某本人書寫能力的問題,以及李某認可了在某銀行的全部業務過程中涉及本人的簽字均非本人所簽,同時對出本案涉案的該筆款項外,對其他非本人所簽的交易予以認可。同時某銀行對于涉案的“個人業務留存單”中的簽字并非李某所簽也予以了認可,因此雙方對于簽字的事實問題,基本可以達成一致,盡管雙方對于并非本人簽字的法律后果產生爭議,但是通過交易的習慣問題,該爭議焦點實際并非主要焦點。那么,雙方爭議的另一個焦點,以及對本案定性產生決定性因素的問題就是涉案的手印是否為李某本人所按,對于該問題,李某在縣公安局報案后,因為李某按捺手印僅有半個,最終導致無法鑒定。盡管雙方在民事訴訟中均為提出鑒定申請,但是雙方不申請鑒定申請的原因,系因此誤導法院舉證責任分配的問題,如果申請一方申請鑒定,且鑒定結論不明確的話,可能會給法院造成一種申請方舉證不能的錯覺,從而導致敗訴風險的增大。

但是,以上問題的最核心的問題是,留存的手印檢材不符合要求,如果銀行部門要求其按全指印的話,那么該案件可能無法走入訴訟程序,在李某公安報案后,經刑事部門鑒定后即可以得出結論。即便是李某未進行刑事報案,那么在訴訟中,對于雙方來講的舉證能力都會加強。此時,作為某銀行其操作的規范性,可以確認是否為李某本人所按,那么此時如果李某不申請鑒定,某銀行便可以主動申請司法鑒定。

【結語和建議】

本案實際系金融機構在實際業務操作中對具體操作流程的把控不嚴引起。尤其是對存取款憑證的確認問題上,特別是對于書寫能力較差的人員,銀行需要嚴格把關操作的規范性。此嚴格性,不僅僅是只有規范操作方能啟動銀行業務流程的軟件操作的規范化,更要注重紙質文件確認的規范化。另外,針對影音資料保存時間受限的問題,建議銀行部門增加頭像拍照和指紋提取設備,并將以上信息備案待查,以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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